一堆黑白底片，几十卷已冲洗过的彩色胶卷，几台过时的相机，几本泛黄的老相册，安静的躺在我的写字台上。看着它们，我闻到了光阴的味道。 

台灯下，这些旧物显得熟悉、亲切。我把保存20多年的东西，今夜翻出来，想起在家乡县城照相馆工作的日子。 

那时，照相机是稀罕之物。做一个摄影师很受人尊敬。 

走进照相馆的他们，个个打扮得漂漂亮亮。全家福、生日照、结婚照、毕业照，每一张照片都有一个故事，每一张照片都是一段回忆。 

清光绪三十一年（公元1905年）春天的一天，阳光明媚，县城冷家巷非常热闹，有一家叫“千秋鉴”的照相馆开业，这是县城第一家照相馆。上午九时八分，县商会会长揭下照相馆招牌上的红绸，随着鞭炮声，“千秋鉴”照相馆正式营业。 

看热闹的人很多，他们对着玻璃橱窗指着俊男靓女样照：“这不是宁河剧团那个漂亮的女演员吗？”“那不是奉新会馆余老板的细崽吗？”“那应该是南山崖文峰塔吧？”…… 

这天忙坏照相馆的老板幸琴宾，文质彬彬的他，一身崭新得体的长袍马褂，满脸笑容招呼着看热闹的街坊邻舍。 

1956年，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，县城以幸春舫（幸琴宾的儿子）、熊传炎（照相师傅熊胖子）、纪云昌（纪德文的爷爷）等四家私营照相馆，合并为国营“服务社照相部”，我父亲余懋金为服务社私方代表。 

合并仪式上，我父亲作为私方代表讲话，赞扬各位是“听党的话跟党走的好同志，大家从此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！” 

时光流逝，转眼到1969年1月，修水县公私合营服务社更名为国营修水县饮食服务公司。冷家巷16号的“服务社照相部”被迁到衙前街新建的照相馆，正式更名为“国营东方红照相馆”。 

从1905年的“千秋鉴”到1969年的“国营东方红”照相馆，一直用的木质三角架照相机和座机，上面盖块红布遮光，用手捏皮球控制快门曝光。照相底片是玻璃底片，一寸底二寸底在一张大玻璃底上，用玻璃刀划开。 

上个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初，照相馆有下基层、下厂矿、进学校照相的任务，照相馆师傅要跑遍各个生产队、厂矿和学校，出去就是半个月或一个月，很辛苦。 

不久，国营东方红照相馆购买了一台120双镜头照相机。从此，师傅们外出或下乡可以不带那么笨重的相机。 

1983年春季，因几位师傅相继退休，我和另外两位女青年被挑选到东方红照相馆当学徒。首先安排我们学习修相片，师傅胡华生故意在黑白底片上用墨弄脏，让我们进行修改，修好了擦，擦掉又修，循环往复。 

1983年8月，我调入广场照相馆工作，那时我才真正开始学习照相。 

记得刚单独拍摄时，有一次成功拍到一个名叫“寒寒”的婴儿，半岁多，胖胖的小男孩，露出天真无暇的笑脸。那时，我觉得是当摄影师最有成就感。 

1984年12月6日下午四点半，师傅李振雷接到一个重要的拍摄任务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江西省委主要领导到修水视察，李师傅被安排为总书记、省领导和县领导照合影，那时师傅吩咐我给他当助手。 

7日上午，我们扛着12寸外拍机早早地来到政府招待所。记得招待所楼前有8级台阶，师傅让工作人员在第一级台阶前放好21张椅子，他架好相机后，钻进遮光黑布，让我坐在一排中间作为参照物提前对好焦距，调好光圈，准备妥当。 

我看了手表，八点零二分，天气适宜光线理想。总书记整了整笔挺的黑呢大衣，面带微笑，双眼正视前方。我和师傅抓紧时机，我遮住强光快速从暗袋里取出暗盒递给师傅，师傅非常熟练小心地插在相机后面，抽出暗盒盖板，只听师傅高声喊口令：“大家注意，准备照相，一、二、三！”皮球用力一捏，咔嚓，照了第一张，为保险起见，再照一张，顺利完成任务。 

1985年，彩色照相渐渐在过渡和启动。李师傅添置彩色照片放大机，彩照色彩调节靠放大机上滤色片加减色彩，冲洗彩色胶卷用显影罐，洗印彩色照片用自制的显影定影槽。 

1989年，修水饮食服务公司全面推行承包责任制，下属的“东方红”“广场”“松鹤”三个照相馆实行承包，人员自由组合。我来到处于鹦鹉街和冷家巷十字路口的松鹤照相馆工作，照相馆由青年摄影师饶镇生承包。 

那时，修水开始实行第一代居民身份证照片拍摄工作，工作量相当大，我分配到上杭乡进行拍照。在村上拍摄时，照片每人需要收取0.5元，有的家庭困难拿不出钱，就拿鸡蛋来抵，后来，这些鸡蛋被我们自掏腰包买来吃。 

1992年元旦，松鹤照相馆全自动电脑彩扩机正式营业，填补了修水县没有彩扩设备的空白。 

1992年8月，我离开家乡来到浙江省兰溪市工作，从此离开自己熟悉的工作岗位。如今回想，在照相馆工作的这段时光却是我最美好的回忆。